那些批评英国政府、呼吁出台新经济增长策略的人士没有抓住要领。经济增长不像药剂师调制保健药水一样，由国家炮制出来。我们的工作十分重要，但也是有限的：创造一个利于企业扩张、投资与创新的环境，激发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谈到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

一些评论认为，通过财政纪律实现金融稳定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其实这并不容易，但有条不紊地应对，比我们的一些欧洲邻国被债券市场牵着走的被动局面要好得多。甚至就连即将离任的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会长理查德•兰伯特(Richard Lambert)的批评，开篇也表达了商界对我们削减赤字承诺的坚定支持（以及对上一届政府的批评）。

此外，经济增长必须由私人投资、而不是政府或私人消费来驱动。同时它必须靠贸易活动（特别是制造业）来引导。尽管经济数据表明形势正在好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贬值进行再平衡来实现的——但我还是要说，这并不容易。对于这种模式，上届政府只动了些嘴上功夫。资产繁荣造就了基于消费、看似无穷无尽的增长，但并没有改善英国的商业环境。坚挺的汇率符合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利益，但不利于制造商。当经济衰退摧毁了这种商业模式之后，他们终于开始面对这个问题，但为时已晚。

我们决心要做得更好。我们的增长战略之一，就是为私人部门复苏扫清障碍。组成联合政府的两党，都奉行自由的经济政策。我6年前在自由民主党的宣传册《桔皮书》(Orange Book)中阐述的议程，至今仍然适用：放松监管、提倡竞争、自由贸易、引进投资。我们目前正为这些框架充实内容：减少产业纠纷裁决体系(industrial tribunal system)造成的监管负担；对行政规章实行“新近旧出”(one in one out)；开放公共采购；对皇家邮政(Royal Mail)施行私人部门纪律；以及推行更自由的单一市场。

这不是“自由放任”的政策；我们的做法是务实的，而不是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有一些市场失灵现象需要加以纠正，而在一些公共物品上，国家投资也是必不可少的。技能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英国存在技能不足的问题，包括工程师的匮乏。我们正投资于学徒培训，技术人才的数量正在增加，并将进一步增长。高等教育改革将增强推广有市场需求的技能的动机。

需要政府干预的第二个领域是科学技术。政府不会缔造下一个谷歌(Google)或微软(Microsoft)，但可以帮助推动基础技术。我们避免了削减科学领域的预算，目前正在决定如何更好地通过将理论与商业应用相结合的创新中心，来扶持下一代技术。

能源、电信、运输和废弃物基础设施等领域也存在市场失灵。在一个清晰的监管框架吸引到长期的大规模投资者之前，这些市场不会被关闭；因此我们对电力市场和高速铁路进行审核。即便如此，仍有一些高风险项目（如可再生能源），如果政府不提供支持，市场将无法实施，因此我们设立了绿色投资银行(Green Investment Bank)。

如果银行体系崩溃，经济增长也无法实现。约翰•维克斯爵士(Sir John Vickers)所领导的银行业委员会，正着手解决银行业暴露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各大银行的贷款承诺，也将有助于抵消由于银行向小企业提供额度有限且代价高昂的信贷而影响增长的风险。

最后，土地市场功能失调，受到了缓慢、指令性的规划机制和投机性囤积的扭曲。开发项目，尤其是亟需的建设项目，无法正常开展，而且往往是在英国最需要的领域。正因如此，我们倾向于规划改革，正在认真研究土地拍卖等创新想法。

留给我们的问题十分巨大。解决这些棘手问题并没有简易快捷的办法。但8个月来，我们避免了灾难，为私人部门复苏搭建了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

注：本文作者文斯•凯布尔(Vince Cable)是英国商业大臣。

译者/王柯伦